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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复偏爱《好大王碑》
日期:[2021-06-13]  版次:[A15]   版名:[收藏周刊]   字体:【
■吴子复书法对联

■王嘉(广东美术馆研究员、教授)

研究广东书法的都知道,吴子复最喜欢的7块碑,依次是《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好大王碑》。在“野意楼”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中,有些是把这7块碑作为学习的重点,于众多的汉魏碑刻中格外勤加揣摩。有些甚至完全按照其顺序,作为学习进阶的秩序加以研习。吴子复在与其子吴瑾的对话中曾经谈道:“晋高句丽好大王碑书道艺术朴质,高韵樨拙,纯真新意,艺态穷极。其变堪称魏晋碑刻神品。”可见《好大王碑》在吴子复心目中有着与众不同的重要位置。

■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统筹

吴子复生于1899年3月25日,卒于1979年8月24日。在广东书法史上,与胡汉民(1879—1936年)、侯过(1880—1973年)、林直勉(1888—1934年)、胡根天(1892—1985年)、容庚(1894—1983年)、秦咢生(1900—1990年)、商承祚(1902—1991年)、麦华三(1907—1986年)、李曲斋(1916—1996年)等前后相踵。吴子复在1926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的时候,还主要是从事西画创作。1932年至1936年受聘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时候,也还是在西画系。这期间,受到林直勉书法的启发,开始专意于书法,对汉碑用功最勤。他排位里的7块碑,分别是6块汉碑和1块晋碑。吴子复认为,前6块汉碑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一切书法点画形式的祖宗,魏晋以后的书法无不从此枝叶分布。”

吴子复所列的7块碑里,6块汉碑的刊刻时间相对较为集中。《礼器碑》永寿二年(156年)、《张迁碑》中平三年(186年)、《西狭颂》建宁四年(171年)、《石门颂》建和二年(148年)、《郙阁颂》建宁五年(172年)、《校官碑》光和四年(181年),前后相隔不出40年,均为东汉后期的名碑。《好大王碑》的刊刻时间是东晋义熙十年(414年),比前面的6块汉碑已经晚了200多年。但比北魏永平四年(511年)的《郑文公碑》早了几乎100年,比北魏普泰元年(531年)的《张黑女墓志》早了117年。比《龙门二十品》(大约在477—517年)也早了半个世纪。惟其如此,《好大王碑》在书法史上的位置,就相当于汉碑和魏碑之间的中间地带。作为东晋时期的碑刻,在研究书法史的来龙去脉、承前启后的意义上,就有着格外重要的价值。

《好大王碑》进入书法的视野最晚,在光绪初年的1876年才重新引起业内的关注。而在此之前,《好大王碑》沉睡了千年之久。如果说《礼器碑》《张迁碑》《校官碑》是名副其实的“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是摩崖,那么,《好大王碑》则是“立石”,高6.39米,刻在不规则的方柱子上,字形硕大,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碑”的字形,可以视作“摩崖”。

就隶书的研习而言,新发现的隶书对于书法界有着重要的“启新“意义。《礼器碑》在山东曲阜,典雅端庄。《张迁碑》在山东泰山岱庙,方劲古拙。《校官碑》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虽然结体方正,但是多用圆笔,有篆书遗风。《礼器碑》一直都是汉隶中的经典,《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很大,可惜在1892年毁于火,《校官碑》历经变故,在光绪年间重新立于南京孔庙,三碑在晚清民国期间,都是“网红级别”的热点话题。《西狭颂》《石门颂》和《郙阁颂》,号称“汉代摩崖三颂”,《石门颂》现藏于陕西汉中博物馆,《郙阁颂》现藏于陕西略阳灵岩寺博物馆,《西狭颂》在甘肃成县原址保留,因为末尾有“仇靖”,开启了书法家落款的先例。

作为光绪年间新发现的碑刻,《好大王碑》不仅是学者们的新话题,也是书法家们的新话题。王懿荣、郑文焯、罗振玉、容庚对《好大王碑》都有研究。作为一个时代的热点话题,吴子复对《好大王碑》这个“热点”产生兴趣,并列入7块碑之尾,也就可想而知了。

吴子复是20世纪广东书法的一个“重镇”,特别是在隶书的创作方面,以其独有的见地和思考,开辟了“吴隶”的新篇章。不仅吴子复偏爱《好大王碑》,比吴子复小47岁的侯开嘉也偏爱之。侯开嘉曾经谈到取其“古朴稚拙之趣”。事实上,因为地理区域的原因,虽然《好大王碑》刊刻的时候,已经比王羲之的《兰亭序》(353年)还要晚41年。也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书法主流领域已经进入了索靖、陆机、王谢的新时代,但是在书法风格上,基于地理因素等原因而在《好大王碑》保留的秦隶风范,又似乎让人感受到了比《礼器碑》等6块碑石更早的书法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好大王碑》又属于“后起”而“承先”,体现了从篆书到隶书的转折和演化。

隶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阶段,“隶变”不仅具有文字意义上的弃旧迎新,同时也是书法意义上的新开篇。吴子复晚年偏爱《好大王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隶书经过反复锤炼之后的向古而生,也是深入研究晚清民国最热点话题的碑石,而在书法风格上力求开风气之先的新追求。这一点,也是广东书法家在20世纪开拓创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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