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1976年,文化部和对外文化委员会首次举办“现代中国书道展”,赴日本展览。该次展览向全国征集作品,最后精选了各地选送的80幅书法篆刻精品,代表了现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
年仅33岁的王家琰先生,以潇洒俊逸的行书作品鲁迅《赠日本歌人》入选其中,一举成名。后来,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后的首批会员、安徽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安徽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安徽省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常委。
他的书法探索和创造有特别意义
王家琰学书源自家学,他四岁即从父习书。后来,他师法“二王”,以及颜、孙、柳、米、赵、董等唐宋元明诸家,当然还受到清代刘墉、梁巘、沈增植等书家的影响。显然,这是古今许多书法家都曾走过的传统帖学道路,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沿此道路一路走来的现当代书家中的最高成就者如沈尹默、白蕉、任政、启功、胡问遂等,他们都是瞄准“二王”一脉传统文人书风“遒媚”的精髓,各自表现。可惜,他们与书史上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梁诗正等清代文人书家一样,其书法往往偏离“靶心”,遒劲不足而姿媚有余。以至于人们认为,帖派的书法就是这样,若写得不好甚至会变成呆板无趣的“馆阁体”。而周慧珺和尉天池等人,欲加以突破创新,写出不同于传统帖学的现代风貌,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用心于字形,又矫枉过正,周慧珺太过夸张,尉天池又失于粗野。
其实,帖学主张“师笔而不师刀”,而“师笔”的精髓就在于遗貌取神,不被“二王”传统文人书法的妍媚外貌所诱惑,而是紧紧抓住笔墨的意趣,在书写中极大地发挥柔软毛笔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创造出让人玩味不尽的“有意味的形式”。王家琰正是如此另辟蹊径,他深切地体会到东汉蔡邕所说的“惟笔软而奇怪生焉”的道理,用长毫羊毫,在生宣纸上写出了仿佛如碑派书法的厚重与古拙,但是却又不失帖派书法的灵动与潇洒,所以是既“媚”也“遒”。
王家琰之所以能够突破前人的局限与偏颇,是因为他紧紧抓住“变化”这一自然界永恒的玄机,把一切都化作个人意趣的自然书写和自由表达,风骨坚强,气韵生动,从而达到大美、大境和大道。从书史的意义上说,他的书法探索和创造无疑有着特别贡献和意义。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从他的行草作品《陈毅青松诗》可见,全篇20个字尽管重复的字较多,但在造型上做到了大小、轻重、浓淡和形态各不相同。特别是,观赏他的书法可以发现,它不同于传统的“二王”帖派书法,在行笔和用墨上充满变机,十分大胆而又让人难以捉摸;但也不同于摹刻师刀的碑派书法,既不僵硬,也不造作。他的书法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一方面,他对传统中锋与侧锋、平移与提按、使转与顿挫等笔法能够运用精熟,做到了“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孙过庭《书谱》)另一方面,他又能将对比、变形、夸张等现代形式构成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书法形象创造中,真正实现了“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符号。
大写意与行草题款相得益彰
所以,王家琰的书法个性鲜明,符号特征明显,特别是他的榜书大字正大雄强,有着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引人注目,过目难忘。当年,他为合肥市百年老店“张顺兴号”题写大匾,轰动一时。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名山古刹、老店牌坊、风景名胜等多请他题写匾额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家琰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苦磨炼,他的书法已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雄浑老辣,风格独特。他已经参透中与侧、提与按、行与留、疾与涩、曲与直、轻与重、奇与正、浓与淡等阴阳之道,将这些互相对立的书法艺术元素运用精熟,一任于心。所以,他的书法能于端严之中见奇绝,平直之中有虬曲,豪纵之中显迟涩,一点一画皆变化多端,虬曲拗折,顿挫生姿,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
更有甚者,王家琰还精于绘画,是写意画大家,他30多岁即师从安徽萧龙士等名家。多年学习绘画的经历,使他就像当年的赵孟頫、徐渭、吴昌硕、齐白石一样,能够以书入画,“石如飞白木如籀”,往往寥寥几笔,其神采意韵便能跃然纸上。他的大写意国画加上他那豪纵奔放的行草题款,更是相得益彰,堪称书画双绝。
“书画同源”,书与画都是通过富有生命感的笔墨线条,创造出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书法虽无山水、花鸟、人物之形,但是它书写的汉字却是“一字一形”,即每一个字无论笔画多少,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只不过与国画不同的是,书法形象具有抽象特征,更接近于书法家内心的审美意象。正因为王家琰兼通书画,又能以画入书,所以,他在书法形象的创造上,极富审美眼光,书法结字造型有很强的张力和形式感,点画线条质量高、质感强。这正是他超越寻常书家而能成为当代书法大家的过人之处。
一切艺术形式在审美本质上都是相通和相同的。正如王家琰先生所说的:“书到极致便是画,画到极致亦是书。”这是许多书画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通会”境界。显然,他已经达到“通会之际”,可谓“人书俱老”矣!
■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