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也是这么一个骄阳胜火的南方六月，流溪河畔，草长，蝇繁。头顶烈日小心翼翼地进行田野调查的他们，就这样，与数千年前的陶片相遇。
“陶片就在地上吗？你们怎么一眼分辨出来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解释道：“这就是术业有专攻。打个比方，在你们眼中可能前面就是一丛青青草，而植物学家一眼就能看出十几个不同物种来。”
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建考古调查队，在从化流溪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次调查有许多重要发现，而且其中的不少方法，在其后的调查如增江流域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运用。”该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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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
提起田野调查和考古现场，有些人总觉得神秘而向往。而当我们翻阅当年流溪河调查队的工作照片，才发现，诗意不过是想象。真相是，他们“大日头”下全身依然捂得严严实实，是防晒，也是防野外各种奇怪昆虫；一不小心深陷泥坑，从裤筒到鞋子，是先湿后干的泥泞和沉重；涉水过河、攀山越岭是常态，而遭遇“捕兽夹”则是不时的“惊喜”。
“本次调查以地表踏查为主，第一阶段按计划实施田野调查，通过踏查、钻探、清理剖面等方法观察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遗址面积和范围、遗迹遗物分布情况、文化层堆积情况和保存现状等，做好记录、测绘、采集、标注等考古工作，第二阶段对重要遗迹现象进行复查，必要时进行试掘，对因草木茂盛等原因无法调查的进行补查。”曹耀文说，在领队张强禄的带领下，他们一行七八个人等，就这样在野外奋战了接近一年。
2013年，《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颁布实施，明确提出应定期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流溪河调查项目的提出和实施就是为“摸清家底”而进行的主动性调查项目。
“在做调查之前，我们并不清楚流溪河流域到底有多少文物资源，但经这么一‘跑’，结果就发现了三百多处遗址，从以前所知的几十处一下暴增到三百多处。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还可以分为前后发展的七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到‘明清时期’。通过分期，我们大概掌握了不同时期遗址的不同分布规律。然后，这个分布规律何以形成，它给予广州的文明化进程研究所起到的影响，都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
“而且，在‘跑’调查过程中，我们也会遭遇一些调查方法、资料整理上的疑问，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就思考能否运用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在内的解决方案。到了后续在做增江流域调查时，我们就把前期的经验，以及我们学到的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到了那里。”曹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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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增江为珠江水系东江的支流，流经珠江三角洲东部，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河流之一。2016 年3月至2017年5月，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合作，以“考古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为支撑，采用区域调查方法，在增城区增江流域发现数百处先秦两汉遗址。该调查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奠定了基础，亦为GIS支持下的聚落考古空间分析与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支撑。
“简略地说，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文字、照片、矢量、表格、地图等各种数据全部汇聚，以实现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并推动传统聚落考古研究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分析转变。具体来说，通过对空间数据的分析处理，我们能获取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演变等新信息，于是便可尝试揭示不同时空框架下，遗址分布与其周围各种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探究特定区域中，古代人类社会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曹耀文说。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考古田野调查中，他们在遗存发现、田野调查方法、聚落考古、考古 GIS空间分析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也为探索珠三角地区先秦文明化进程演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链接
“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
学术座谈会
记者获悉，为庆祝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2021年11月27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国文创（北京）文物保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持举办的“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学术座谈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专家参会。本文摘取部分专家观点呈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广东地处岭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史前文化上也有很明显的独特性。从咸头岭文化的时候开始，岭南地区的古代文化和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的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流。到秦汉时期，这种交流就从长江流域进一步延伸到了中原地区，与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广州的古代历史、古代文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中国化”的过程。广东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它的内部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支持，从而成了整个广东地区古代文化的中心。这些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考古，特别是广州市开展的考古工作，积攒了一大批的新材料，有了雄厚的积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珠江三角洲的考古、广东的考古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石峡出土的良渚玉琮、岭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南越国宫署遗址等都属于重要发现。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海南及香港、澳门等地考古调查发掘的先秦遗存，都反映出和珠江三角洲的密切关系。增城金兰寺、黄埔陂头岭遗址，年代各有不同，确实有重要的意义，期待通过大家的研讨能够推动考古的研究。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指南刚刚完成，其中，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南岛语族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夏商周三代区域青铜文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与广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广州、广东的考古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研究馆员以《大湾区核心之地——广州史前先秦考古新进展与新认识》为题发言，列举了广州史前先秦时期的考古新发现及其特点，并与广东乃至中国东南地区进行对比讨论。他根据历年的考古发现，梳理出广州史前先秦考古基本的编年框架，并提出要关注不同时段的谱系研究，为后续探索打好基础。在研究广州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及作为集散地方面，他建议从西周早期以后到原始瓷阶段，即酱色釉至原始青瓷的转变历程切入，考察广州作为核心地区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及将自身技术向外传播的过程。最后，他期待广州考古完善史前遗存的编年工作，找到先秦时期的“番禺城”。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邓聪作了《岭南史前玉器文化的探索》主题发言。他以彩陶、石拍及玉器穿孔技术为例，从环珠江口流域的遗存出发，通过更宏大的视野，利用向北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向南往越南、印度尼西亚，向西达中美洲等地的材料作对比观察，并结合民族学调查、实验考古方法，获得了不凡的成果：彩陶文化方面，他认为大湾文化中的圈足盘、彩陶技术和白陶三者是从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辗转传到珠江口岸的地域；石拍方面，他提出大湾文化的石拍是与纺轮不同的技术体系，很可能与南岛语族、东南亚体系相同；玉器穿孔技术方面，他以澳门黑沙遗址发现的轱辘承轴器为突破口，提出在没有金属器的史前时期东亚沿海地区，可以通过类似由木质轮盘、轴承器与竹筒制作的轴承旋转工具，产生机械动力巨大能量以实现穿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孙国平对广东沿海地区史前文化考古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认为应确立珠江口加珠江三角洲为“珠三角古海湾”的古环境概念，改进“珠三角古海湾”区域考古调查手段和信息获取的方式，并特别提出需要扩大视野，在熟悉材料之外还需要加强与东南亚地区、西太平洋群岛等地的交流。
(本版图片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