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近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共同编纂的新版《广州文物志》由广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再次彰显了广州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领域的领先举措。
从南越王墓的早期原址保护实践到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原址保护与展示，广州始终走在中国文物保护利用的前列。正如《广州文物志》执行主编之一、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专访时所言，广州并非“文化沙漠”，而是以“求新求变”的精神，不断在文博领域“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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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文化广州”内蕴的坚厚基石
收藏周刊：时隔二十多年再编《广州文物志》，这对广州文物界乃至广州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吴凌云：令广州文物考古工作者足以自豪的一点是，全国各个省或者中心城市里，至今先后编过四版文物志，并且这次编写三卷本文物志的目前仅此一例，两年多的时间这么快编成，也体现了广州文博的厚重积累以及广州文博工作者的快速高效。这版《广州文物志》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体量大，以可移动卷为例，我们在2000年版《广州文物志》的基础上，结合2017年全市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其中一级文物633件、二级文物4851件），重点精选各馆近些年入藏的广州历史文化代表性文物，最终形成20章、文物条目1914条，由各馆根据文物普查规范和最新研究成果，按照统一体例重新撰写文物词条，该卷版面字数近80万字。其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增加了《广州文物志·文博事业卷》，由概述、大事记、行政管理、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流通、文博机构和团体、陈列展览、学术成果、文博人物等部分组成，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版面字数约76万字，这也是全国其他城市之前没有这样详尽地做过的。因此，《广州文物志》不只是一套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内涵、记录广州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成就的行业志书，它还将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成为所有人“读懂广州”的生动教材、新老广州人“热爱广州”的文化辞典和彰显“文化广州”内蕴的坚厚基石。
收藏周刊：意思是，其他蕴含深厚历史文化的中原城市，没有编过类似规模的文物志？
吴凌云：我所了解的是目前没有，而且我们能够编出如此分量的文物志，足以证明广州并不是“文化沙漠”，这是我们作为生活在广州的人都应该自豪的。
这是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把二十多年来所出土的文物进行了一次完整系统的梳理，也反映了我们的工作量或成果是前一次的两倍以上。同时，也反映近二十年来，广州地区的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工作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在这段时间里，新增了不少博物馆，包括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广州华侨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等，以及新的考古发现，包括北京路的千年古道、南汉二陵、城门遗址、陂头岭遗址等。而文物登记注册方面，从20年前只有几千件（套）到现在馆藏量已经有十七万多件（套），实际馆藏数量已超百万件。
总的来说，就是不断新增的考古发现、更多的文物入藏、新的文博机构和博物馆的诞生、新一代的文博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素质的提高，这些方面综合一起，推动了广州文博事业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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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文物保护和文博机构的模式探索，在全国一直领先
收藏周刊：这一次的新编《广州文物志》相比上一版，从入编的文物质量或重要性来看，有哪些能够反映广州本土文化的特点？
吴凌云：那实在太多了。例如上一版还没有外销画，尤其是通草画，这一期就补充完整了，再比如广彩，近二十年，广州博物馆就收藏了1000多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这些独具广州特色，从广州生产，外销到海外，现在又回到广州，这就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外贸文化特色的实物见证，也反映了近20年广州文博征集工作的成果。
收藏周刊：南汉康陵是目前所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建筑基址，类似这样的发现，在更早些年代的文物上，有没有其他独具广州特色的文物？
吴凌云：其实我们放大来看，以文博事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的南汉二陵博物馆的模式，放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里在原址保护的基础上，集中了文物保护、考古发掘以及展览展示等多方面功能的综合成果，也是全国文博事业在新时期探索的一个新的案例。
收藏周刊：类似的案例，之前的南越王墓也是这样？
吴凌云：有区别。南越王博物院（王墓馆区）主要是以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为主，当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越王墓能够原址保护建馆，这个模式在那个时代就很先进，我们知道同时期或更早的曾侯乙、马王堆、中山靖王陵等国内重要考古发掘，都没有做到在原址辟建博物馆，而是把文物放在省博物馆里展示，导致了遗址和文物的人为分离。而南汉二陵博物馆不仅仅是南汉康陵的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展示，更重要的是承载了广州市考古发掘的文物展示和研究功能，从这个层面来讲，其本质是一个依托考古遗址的广州考古博物馆，这就已经超越南越王墓了。
因此，从这两个案例可以说明，广州的文物保护和文博机构的模式探索，在全国一直是领先的。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评价广州是“全国城市考古的一面旗帜”。回顾历史，1928年10月22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柏园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的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机构；1929年，华南首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1931年，中国第一个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成立，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1950—1970年代，广州汉墓的发掘与研究；1990年代以来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与保护；锦纶会馆的平移保护；置于博物馆体系的的广州艺术博物院的成立；还有北京路的“千年古道”发掘与原址展示；以及2013年《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率先实行“考古前置”。以上这些，在当年都是全国首创的。
收藏周刊：从这个角度来说，广州的文博从业者和考古工作者，其实一直都走在探索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文物保护模式的前沿？
吴凌云：的确如此。无论是上述所罗列的，还是新版《广州文物志》的出版，都是广州文博工作者在文物考古研究路上的“开风气之先”的成果体现。
因此，与其说哪一件文物体现了广州独特的文化特色，还不如说，在整个考古研究的探索方法、保护模式方面，都体现了广州千百年来“求新求变”的文化特质。
■统筹：李世云 ■采编：梁志钦 管瑜 曾贵真 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