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迟轲先生正是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学科的重要奠基人。2003年前后笔者作为本科生参与协助迟先生编撰《广美名师列传》时，曾采访过他，亲聆其关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见解与阐释。今逢清明，缅怀先辈，寄以追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属迟轲先生的学术活跃期。迟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对西方艺术的引介，不能停留在表面的风格模仿与概念搬运，而必须深入到其历史脉络、社会根源与哲学基础之中。因此，他将主要学术精力投向“组织译介有关西方美术史的基础理论著作”这一“基础工程”，视其为沟通中西的“桥梁”。迟先生翻译的L·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主持编译的《西方美术理论文选》《西方美术事典》《罗丹笔记》等，以及其个人撰写的扛鼎之作《西方美术史话》，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直接体现。《西方美术史话》自1983年初版后，累计发行逾30万册，影响数代学人，成为西方艺术启蒙的经典读物。迟先生坦言，致力于基础理论的译介与普及，是“对近10年文艺思潮的解放与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主义对我国青年的影响进行反思的结果”，他希望通过扎实的史论梳理，为中国艺术界提供理解西方艺术的深层坐标系，避免在“热潮”中陷入盲目与迷失。

面对当时几乎成为“热点”乃至某种“时尚”的西方现代主义，迟轲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批判性距离。首先，他明确指出现代主义不应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其次，他将当时中国青年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与特定的社会心态联系起来。他提出理解西方现代主义，并非等于认同，更不等于在艺术上倡导与之相应的价值取向。他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界限：艺术可以反映时代的困惑与痛苦，但艺术家不应放弃自身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建设性责任。

迟先生并未停留于理论推演，而是广泛征引其在国际交流中的亲身见闻作为佐证，展现其开阔的视野。他曾提到英国作家艾瑞丝·莫尔多克对西方当代文学“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内核的批评，以及他对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大师们那种“对社会、人类充满信心”的批判精神的推崇。迟轲先生对当时国内艺坛一些盲目模仿，甚至哗众取宠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是“没有很好地了解西方，也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的表现，会造成“混乱”并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

当然，迟轲先生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也并非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他客观地指出，现代主义在形式探索、色彩创新等方面，“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认为其对于装饰艺术、工艺美术等领域具有启发价值，其中对“梦的意境”等潜意识领域的表现手法亦可供借鉴。这种既有批判性的“人文之眼”，又有选择性地接纳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一位成熟学者所具有的理性深度与学术包容性。同时，此种建设性的学术姿态，对于启迪今天学术与创作生态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延伸

迟轲（1925-2012，别名“迟雁鸣”），著名美术史论家，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历任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美术学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