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即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公众可以到广东省博物馆,寻那“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踏开展厅进门处硕大凛冽的莲花投射光影,落入1300年前时光隧道,看君马去疾如鸟,驶进太白星照耀下都护军营,斗转星移,倏然角声一动胡天晓。
唐蕃古道,这条从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通往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的官道,被誉为沟通汉藏两族人民友好联系的“黄金桥”。
七省区文物展现多元文明交融
人走多了,便有路。沿黄河流域,始于新石器时期,我们的原始先民,开拓出以彩陶为标志的史前文明,塑造该地区早期道路。先秦时期,甘肃、青海一带的羌人,拓展周边,形成多条基本固定的道路。西汉时,汉王朝在关中至青海东部沿线修建了用于军事活动的驿站邮亭。魏晋,鲜卑慕容部移牧到青海地区后建立吐谷浑政权,贯通了丝绸之路“青海道”。“隋炀帝西巡,为后来唐蕃古道东段道路的畅通,打下坚实基础。唐与吐蕃王朝建立后,双方的冲突、会盟、和亲以及频繁的使团往来,促成了唐蕃驿道的产生和发展。”
“唐蕃古道是1300多年前,从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通往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的官道,被誉为沟通汉藏两族人民友好联系的‘黄金桥’,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干线之一。古道全长3000余公里,跨越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是唐代以来中原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必经之路”,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方面向记者介绍。
2020年11月6日-2021年2月28日,由广东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藏博物馆、青海省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海西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共同协办的“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在粤博展出。
青海、陕西、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共七个省区的172件/套精美文物,涵盖金银器、丝毛织品、陶瓷器、木简、文书、画像砖、石器、铜器等多个类别,展现了藏南谷地土著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汉文化、西亚文化、中亚文化等多元文明在唐蕃古道上的交流融合。
唐蕃联姻对古道的“决定性意义”
汉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馀手迹存。甫一进入展厅,身着汉代宫装的女子,仿佛在展板上端庄等待多时。是文成公主吗?还是七十年之后的金城公主?塞上如今无战尘,怎能忘记这些女子。“唐蕃联姻,对唐蕃古道的形成和趋向繁荣具有决定性意义”,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崔永红说。
唐蕃古道不叫“隋蕃古道”,也不叫“宋蕃古道”,之所以叫“唐蕃古道”,就是因为这条道在唐代最为兴盛,就它的形成、定形和趋于繁荣而言,有个重大事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事件就是唐蕃联姻,崔永红介绍。
彼时,唐朝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唐太宗李世民采用“华夷一体”政策,改善着民族关系,并十分注重“和亲”。再看吐蕃,7世纪初,第32任赞普松赞干布,正式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吐蕃王朝,韬略过人的他,亦羡慕大唐富庶。
“松赞干布曾于唐贞观十年(636年)派人向大唐求婚,惜未获成,但他没有轻易放弃。唐贞观十四年,他又派遣大相禄东赞献黄金5000两和其他宝物珍玩数百件,再次向唐朝请婚。唐太宗见松赞干布心意诚恳,便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于松赞干布。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正是描绘了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唐贞观十五年正月,文成公主赴吐蕃完婚。70年后,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又嫁往吐蕃,唐蕃再次联姻。”在粤博举办的讲座“唐蕃古道的内涵与价值”中,崔永红详细描述了这段经历。
“唐蕃联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奉为中原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和亲的典范。两位公主入藏时随行人员众多,对道路改善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唐蕃之间友好的‘黄金大道’唐蕃古道,借此正式形成并且逐渐趋于繁荣。”
“金玉绮绣,欢好不绝”
昔日,作为文成公主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日月山,被赋予了典型的“阳关情结”,所谓阳关情结,出自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西出阳关无故人”,在这一站,她做出了抉择。
“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曾驻驿于今青海省湟源县的日月山。公主在山顶举目四望,只见西面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原。这时她想起自己离家时父皇赠给自己的一块‘日月宝镜’,据说想念家乡和亲人时,从宝镜中便可看到她想看到的一切。公主拿出宝镜,谁知映出的除了自己脂粉斑驳的面容,不见长安半点踪影。这里有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的倒淌河,传说是文成公主的泪水汇集成的。但当她想到身负唐蕃联姻通好的重任时,便果断地摔碎了日月宝镜,斩断了对故乡亲人的眷恋情丝,下定了毅然前行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西行的道路。从此入蕃之心坚定不移。此后,赤岭便有了日月山的名称。后人为纪念文成公主,在山脚下建文成公主庙。如今的日月山,仍有‘唐蕃古道’四个大字”,崔永红说。
伴随着和亲,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民众接触日益频繁,官方遣使往来甚密,包括朝贡议盟、盟会、修好、和亲、告丧、吊祭、封赠、求请、慰问、约和等等。频繁的遣使往来,极大提高了“唐蕃古道”的利用率。“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9年间,双方往来使者共290余次。”唐与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
唐蕃古道在宋元明清时成为官道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在这条3000多公里的古道上,漫长时光里,交融、制衡、突破、与共赢,种种人世间对生存和安定所作出的握手言和,经由时间的洗礼,沉淀出的,是如今展馆里依然璀璨的金光,和虽一骑绝尘却被永恒定格的“打马球的人”。
“唐蕃古道在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官道,也成为茶马古道的一条干线。宋时,吐蕃赞普后裔在青海地区建立唃厮啰(gūsīluō)政权,青海道以‘青唐道’的别名复兴。元代,青藏高原全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元政府设立各级地方政权,沿用唐蕃古道为驿道,沿途设置驿站以通达政令。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对藏区的施政,进一步发挥了官道的功能,为以后西北地区的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古道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藏铁路等现代化道路交通,对藏区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