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正忆君。四月属于思念的季节。著名画家史国良通过追忆影响自己至深的艺术大家杨之光先生，并勾起了鲜为人知的一段“情缘”，“杨之光老师就像亲人一样，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史国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画家都从他身上吸取了好多营养，受益无穷。”
很小的时候就临摹杨之光作品
收藏周刊：四月正是追思时节，此刻您最想缅怀哪位故人？
史国良：对我影响的老师很多，可能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师是黄胄、周思聪、叶浅予、蒋兆和……但其实杨之光、刘文西、方增先等几位先生也在各方面影响着我，尤其是杨之光老师。可能大家会不解，我跟杨之光老师怎么扯上关系了？其实，我跟他的关系特别不一般，亦师亦友，有很深的交往。
收藏周刊：您最初认识杨之光老师是什么时候？
史国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杨之光老师。我还在师范学校美术班的时候，就经常找杨之光老师的《矿山新兵》《不灭的明灯》《白求恩》等作品作为临摹的范本，反反复复地画，他那几张画我都能背下来，什么地方怎么用墨，什么地方怎么用色，都印在脑子里了。
所以说，杨之光老师的艺术对我影响特别大，但是我跟他交往，是在后来中国画创作组的时候，我们刚好住在一起，一起开研讨会，当时黄胄老师主持研讨，杨之光老师发言特别表扬了我画的速写，让我特别感动。
杨之光老师还有一本水墨人物画的技法书，我也学习了好几遍，当时觉得他特别擅长画速写，还有水墨写生，例如《海岛女民兵》《飞行员》或者《纺织女工》等，我都特别受启发。那个年代他的作品特别多，我们这些画家都从他身上吸取了好多营养，受益无穷。
可以说，杨之光老师是中国写实人物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不光是影响了我，他是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收藏周刊：杨之光老师曾经还给您“说媒”了？
史国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便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老师，然后，广州白天鹅宾馆邀请我跟李心田老师到那边去画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我也去拜访了杨之光老师，他们对我特别好，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还想跟我说媒，觉得我跟我老师的女儿特别般配，说天生一对。
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单纯，特别勤奋，也特别努力，后来杨之光老师到北京的时候，还专门找老师说这个事，他特别希望我们能成一对。但是因为小师妹年龄比我小几岁，那时候我才二十四五的样子。所以，老师就跟杨之光老师说我们年龄都还小，婚姻的事以后再说。就这样，事情便被放下了，也成了个遗憾。虽然我也喜欢小师妹，但是因为老师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杨之光曾鼓励我
说我特别有才气、有才华
收藏周刊：没再说什么？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史国良：其实当时老师没有答应下来这件事，我多少还是挺自卑的，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高攀了，因为我从那么一个普通家庭出来，什么背景都没有，特别自卑，我跟杨之光老师也说过这些，他鼓励我，说我特别有才气、有才华，希望我能在艺术上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真是冥冥中就安排好了，尤其婚姻这件事，都是缘分，是自己的跑不了，不该是自己的，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尽管这件事最终成了一个遗憾，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杨之光老师，真的特别想念他。
收藏周刊：杨之光老师也是较早知道您出家的人？
史国良：我是在洛杉矶西来寺出家，那时候跟师父星云大师住在精舍里。杨老师是第一个知道我出家的人，我当时也挺紧张的啊，就是让他给我保密。那时候我特别苦闷，很孤独，他们就带着我出去玩，带着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在我出家的时候，最孤独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安慰。
也有过几次，杨之光、鸥洋老师和他们的女儿女婿一起来看我，跟我聊天。那时候，在精舍里，我都感觉特别孤独，特别纠结，包括我自己，谁都不曾想到我会走这一步（出家），但杨之光老师就像亲人一样，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持。
他认为我把水墨与重彩结合的探索是新路
收藏周刊：那时候，你们主要聊些什么话题？
史国良：那时候聊天，主要是看我的画，然后就问我为什么要出家。就又说起了当年他们给我做媒人的事。他说，你看，如果当时跟小师妹一起了，可能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诸如此类，杨老师当时对我的境遇十分遗憾和感慨。鸥洋老师也说起有一次在中央美院毕业没多久，碰见了我，说我没跟小师妹在一起，太可惜了。说她和杨之光老师好不容易保一次媒，却没有成功，真遗憾。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关怀是不一般的，当时感觉特别的温暖。
收藏周刊：杨之光老师当时怎么评价您的作品？
史国良：当时我给杨之光老师看了我在西来寺期间画的一批画，他很有耐心地跟我做了分析，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批评，而对我画的西藏题材则做了表扬。他觉得我在黄胄先生的基础上，有了新探索，他认为我把水墨与重彩结合的探索，是一条很新的路。
当然，之后我们见的机会还很多，尤其在艺术交流上，我也不断地听取他的教诲，现在说起，就像在昨天一样。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跟杨之光老师有这么一段交往，所以，在这个清明缅怀的时节里，通过这一次《收藏周刊》的采访报道，来表达一下自己对杨之光老师深深的思念。他不但在艺术上影响了我，我到现在还在坚持画速写，也是受他的影响，在生活上他又给了我很多支持，尤其在我出家那段最苦闷的日子里，他给了我那么多的关心，那么多的爱护，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以及他的家人。艺术上，我也认为他对中国画的影响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我想，大家都会和我一样，不会忘记他。
著名画家詹忠效忆杨之光：
他的期望殷切成为鞭策我不懈的动力
我不是他（杨之光）的学生，但他对我的指引不亚于学生，我不是他的亲人，但他对我的关心不亚于亲人，我不是他的同辈，但他对我的肯定，不亚于同辈。他七十年代以我为实例编入教材范本，八十年代他当美院领导期间勉励我加入该院教学团队。生活中他为我乐当红娘，事业上他仗义执言把我称为“詹忠效现象”。他亲自撰文以《是鹰，总要高飞》肯定我的进步，他积极推荐使我有幸以自学之身参选高级职称，他的好评屡屡使我自觉盛名难符而汗颜，他的期望殷切成为鞭策我不懈的动力，他一句：“忠效与我有缘”常常会惹起我泪花夺眶而出。他为我题词，送我大作，出席我的约会，接待我的到访……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的一幕，犹如过山车般疾显灵现，如何细忆？如何详述？追忆、行文都自觉不足以还原那种真情实感，倒不如让这些难忘和思念留存心上，尽在不言中……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