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海丝贸易与文明交融密码
作为大航海时代东西方贸易的标志性器物，克拉克瓷与汕头器（漳州窑系外销瓷，因经汕头港转口外销得名）的产地溯源与流通路径考证，长期是陶瓷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过往因二者产地未明、命名不一、风格相近，概念混淆问题突出。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相关研究取得突破。故宫太和学者赵强以器物为钥，从漳州平和窑址考古延伸至“南澳Ⅰ号”沉船发掘，解锁海丝贸易与文明交融的密码。在故宫博物院学术交流期间，他牵头开展景德镇、漳州、德化及日本有田町四大产地克拉克风格瓷的标准化对比检测，通过成分检测实现窑口精准溯源。这项研究首次将国内三大核心窑口与日本有田町仿制克拉克瓷纳入同一检测体系，填补跨区域对比研究空白，还基于成分溯源厘清瓷品从内陆窑口至澳门港口的转运脉络，为还原澳门作为东西方陶瓷贸易中转节点的运作实景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光学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也精细呈现出两类瓷器上东西方工艺与审美的交融特征。
赵强表示，对克拉克瓷与汕头器的研究，让学界重新认知中国器物审美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深远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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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 从窑址考古到学术共识
收藏周刊：您何时开始关注克拉克瓷与汕头器的关联？研究契机是什么？
赵强：研究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考古突破。1994至1998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南胜、五寨发掘100余处窑址，出土标本与海外“汕头器”在器型、纹饰上高度吻合。这一里程碑式发现，直接证实早期国外定义的汕头器实为漳州窑系外销瓷，也明确其与景德镇克拉克瓷在产地属性上的根本关联。
收藏周刊：学界共识如何逐步形成？
赵强：学术共识的凝聚离不开跨学科、跨国界的交流。1999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漳州召开专题研讨会，200多位中外学者聚焦汕头器与平和窑，凝聚初步共识。2007年启动的“南澳Ⅰ号”沉船考古出水大量实物，结合《东西洋考》的贸易航线记载、《明实录》的海禁政策记录，再辅以窑址发掘资料，多维度厘清了二者在贸易网络、政策背景与工艺传承上的深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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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 如何区分风格相近的两类瓷器
收藏周刊：开光技法是汕头器和克拉克瓷的典型共性特征，是否正因这种装饰技法风格相似，才导致过去学界和收藏界常将二者混淆，甚至误归为同一类？
赵强：的确如此。汕头器和克拉克瓷常于器物口沿、内壁或外壁绘制分格、圆形、莲瓣形等开光图案，通过分区承载纹饰形成主次分明的布局。二者既共享花鸟、人物、山水等中国传统题材，又因外销需求融入西方绘画元素，出现外国海船、异域花卉等西洋风格图案，以契合海外市场审美。汕头器画工较景德镇克拉克瓷粗犷，不过二者洒脱率意的笔触也存在相通之处。
收藏周刊：从收藏爱好者的角度，如何区分风格如此相近的两类瓷器？
赵强：克拉克瓷与汕头器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原料与窑炉，克拉克瓷属景德镇窑系，以优质瓷土、葫芦窑为支撑；汕头器采本地瓷土，依托横室阶级窑烧制，瓷土成分是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是工艺与装饰，克拉克瓷以青花为主，胎细釉润、绘技娴熟；汕头器秉持“粗瓷细作”理念，装饰涵盖青花与红绿彩，胎釉与绘画精细度稍逊。
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可从垫砂痕迹、缩釉特征、胎底细节、胎壁薄厚四个工艺维度来辨别。
一是垫砂痕迹。汕头器多采用粗砂粒垫烧，砂粒痕迹粗大且分布不均，常残留明显的砂粒嵌痕；有些克拉克瓷也有垫砂，但颗粒相对细腻，痕迹浅淡，甚至会对垫烧处进行打磨处理。
二是缩釉特征。汕头器因胎釉结合度较差，缩釉现象较为常见，多呈现不规则的小面积露胎点，边缘粗糙；克拉克瓷缩釉情况极少出现，边缘相对滑。
三是底部细节。汕头器底足不修胎或修胎粗糙，常见斜削足、平切足；克拉克瓷底足规整，景德镇产品多见圈足内敛，胎底颜色偏白或灰白。
四是胎壁薄厚。汕头器胎质疏松，胎壁普遍偏厚偏重，手感敦实；克拉克瓷胎质致密，胎壁轻薄匀净，透光性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时期的克拉克瓷主打欧洲高端市场，面向贵族、富商群体；汕头器则以低成本、高性价比形成差异化优势，覆盖东南亚及欧洲、美洲中低端市场需求，在同一外销体系下形成高低互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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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 标准化检测打通跨区域研究壁垒
收藏周刊：早期研究面临哪些核心障碍？
赵强：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文献与实物脱节，早期海外学界知晓两类瓷器源自中国，但产地记载模糊，国内窑址考古未系统开展，导致“同器异名”“同名异器”，溯源工作长期处于“文献有载、窑址无据”的困境；二是名称逻辑混乱，克拉克瓷以欧洲商船命名，指向贸易场景，汕头器由早期欧洲人以港口命名，指向流通节点，叠加部分瓷品风格相似，学界过往常误判二者为同一产地的不同档次产品。因此，划清概念边界成为推进研究的首要基础。
收藏周刊：您牵头完成的四大产地标准化检测，解决了哪些难题？
赵强：之前陶瓷产地研究一直卡在三个瓶颈：研究范围窄，无法开展跨区域对比；检测标准乱，仪器、参数不统一，数据无法比对共享；产地溯源缺乏统一科学依据。在故宫文保科技部支持下，我们采用同一仪器、同一参数、同一标准同步检测四大产地样本，不仅消除方法误差，实现数据共享可比，还搭建起跨区域研究的“共同语言”，为克拉克风格瓷的产地溯源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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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器物里的文明互鉴与全球化逻辑
收藏周刊：这些瓷器作为文明互鉴的载体，具体呈现了怎样的文化互动模式？
赵强：文明互鉴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适配与再创造的过程。克拉克瓷与汕头器既保留中式传统纹饰，又根据欧洲市场调整构图与纹饰，这种审美改造正是中西方需求双向适配的体现。更深远的是，它们在欧洲掀起收藏热潮，直接刺激荷兰代尔夫特锡釉陶、德国梅森瓷器等本土制瓷业兴起，中国制瓷技术与美学理念借商品贸易实现跨文化传播。同时，欧洲订单反哺中国窑业，推动晚明民窑形成标准化、市场化生产模式。这种“器物—技术—审美”的循环流动，正是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入输出，而是在经济交往中实现技艺互鉴、审美互通、产业互促。
收藏周刊：从全球视野来看，研究带来了哪些新认知？
赵强：核心启示是印证了中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实质性接触的贸易逻辑。两类瓷器完整记录16—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轨迹，其跨域分布打破文化遗产边界，证明早期全球化由具体商品与航线构建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外销瓷揭示了文明互鉴的经济基础：没有持续稳定的贸易需求，就没有跨文化适配与创新的动力。
收藏周刊：这次研究，具有哪些意义？
赵强：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填补了民间手工业参与早期全球化的实证空白。晚明民窑通过工艺标准化适配海外需求，实现从内需到外销的转型，其兴衰与国家政策、全球格局紧密关联。瓷器纹饰保留中式传统又融入欧洲审美，引发欧洲社会的收藏与模仿热潮，也让我们重新认知中国器物审美在早期全球化中的深远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非官方强制输出，而是通过市场机制自然传导，是民间力量推动文明互鉴的典范。
收藏周刊：面对当前全球化新变局，这项穿越四百年的研究对我们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赵强：这项研究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文明间的深度互动从来不是依靠抽象理念，而是通过具体务实的协作实现。晚明民窑工匠或许不懂全球化概念，但他们凭借标准化工艺、差异化产品与精准化市场定位，在16—17世纪构筑起连通世界的贸易网络。如今，在保护主义抬头、文化隔阂加深的背景下，这些外销瓷提醒我们：开放、适配、协作才是文明共存共荣的基石。文化遗产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过去，更在于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真正的文化自信，体现在有能力理解他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表达、实现互利共赢。这或许就是海丝瓷路留给21世纪最宝贵的遗产。
人物介绍
赵强
博士，博士后，研究员。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专业方向为中国书画及佛教文物鉴定、美术理论、艺术市场及文化遗产保护。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