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硬的，像看不见的刀锋，贴着地皮扫过来。坟头的枯草茬子齐齐地朝一个方向伏着，发出瑟瑟的声响。我立在那儿，周遭没有一个人，周边的村庄民房也静，只有零星的一两声爆竹，闷闷的，像是给这寂静的世界呵了一口气，旋即又冻住了。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这座坟，还有这无孔不入的、冰凉的风。这是一种彻骨的“独”。

然而，我蹲下身，用冻得有些僵直的手指，拨开坟前被风吹乱的纸钱灰烬，在坟前插上一束菊花时，心里却奇异地生出一股暖意。那股暖意，像是从地底深处，顺着那些冰冷的土，慢慢地、执拗地钻进我的指尖，流到我的心里来。我便知道，我虽是一个人来，此刻，却不只是我一个人了，这里还有我的父亲。这大约就是“不孤”了罢。

父亲，是我在这世上的第一位老师。那时我还小，他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高玉宝的故事》，三十多年过去，书里的故事早模糊了，唯独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却像一颗铆钉，被父亲用他慈祥却又坚毅的手指，生生敲进了我的骨头里。他的口头禅也时常在我耳边响起。他说，“人无大志不如死”。这话重，像铁，有金石之音。男孩子生来就要做事，就要奋斗，这是他给我定下的规矩，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注脚。

后来，我从师专毕业，去乡村任教了。在我即将登临三尺讲台之前，他给我上了临行前的一堂课，“为人师表”“人要站着活，书要站着教”。那时年轻，觉得这不过是句寻常训诫。直到自己也站上讲台，面对几十双清澈的眼，才惊觉那四个字的分量——它是要你用一生的言行去书写的一份答卷。

只可惜，他的答卷，写得太短了。不过五十余岁，便戛然而止。生命就像一篇写得意气风发的文章，刚铺陈开最精彩的段落，却被一只粗暴的手，猛地将纸撕了去。我老家奔丧回来，在广州美院的画室里，一度总是发呆，心中那一块，是空的，也是痛的。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时任广州美院副院长的著名画家杨之光教授，见我这般模样，没有讲什么画理，只平和却又沉重地说了一句：“要学习你的父亲，人贵在诚。”

风还在刮，纸钱最后的一点火星，闪了闪，终于熄了，化成一缕若有若无的青烟，打着旋儿，散了。我站起身，膝盖有些发酸。放眼望去，四野茫茫，暮色正一点一点地从天边漫过来，像一张大而无当的宣纸，等着被墨色洇透。我仍旧是一个人，站在这寒冬的旷野里。可是，父亲教我的那一句“我要读书”，那一句“人无大志不如死”，那一句“为人师表”，还有杨之光先生那一句“人贵在诚”，却像四根柱子，稳稳地立在我的心里，撑起了一座虽小却坚固的殿堂。

风在我耳边，便不再是哭泣，倒像是一声沉沉的叹息，又像是一句无言的嘱托。我慢慢地转过身，向来路走去。独，是形；不孤，是魂。这魂，是父亲给我的，已与我血肉交融，再也分割不开了。

■广州高剑父纪念馆馆长 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