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智（广州花都）

进理发店按开灯，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老板，洗一下头发！”话音与脚步几乎同时落进店里。

她扯下缠在头发上的橡皮筋，过腰长的头发瀑布般散落下来，一股被汗水沤得酸臭的气味直灌鼻腔。

“阿云！怎么这个点还来！你舍得花钱洗头发了？”我暗自嘀咕，婉拒道：“不好意思啊！今天除夕，早打烊了，这会过来拿点东西马上就要外出。”

她绕到剪发椅前，“唉哟”一声坐下，涣散的目光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老板，再洗一个吧！不然我回去还得烧水洗。”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没有拒绝过顾客，觉得太尴尬，也有些不耐烦，更顾不上与她初次近距离接触。我转过身，朝前走进里面的房间。提高了声调：“不洗啦！我还要去姑姑家团年呢。”

我靠墙立着，心里滋生起一丝愧意与不安。

短暂而又漫长的寂静后，她恹恹地叹道：“唉呀！那只能回去洗了。”

一串似扛着重物的脚步声响起，离开。

关上店门，转过身时，原本昏暗的夜色瞬间变得更为浓稠起来。天幕接连绽放起五彩缤纷的烟花，紧接着是“砰、砰、砰”的巨响。空荡荡的街道上，阿云的长发背影被烟花闪现得格外清晰。

回到电视机前，春晚的节目仍旧精彩，心却如铅块般重重地坠着，消散的疲惫感复又席卷全身。

阿云与丈夫在街对面经营煤气店。丈夫姓刘，体形高大，但并不挺拔，脊背向前微倾。不知道是先长成这样，还是习惯了扛煤气瓶的姿势。阿云比丈夫矮一截，不胖也不显瘦。她善言辞，与路人打招呼特别亲热。与丈夫的寡言形成鲜明的对比。

每天清晨，最先打破街道寂静的，准是阿云夫妻俩搬运煤气罐时，因碰撞而发出的“哐当”声，接着是环卫工人“唰啦唰啦”的扫地声，然后才渐渐有了生活里的各种声响。我睡在靠街的房间，那“哐当”声多少次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心里埋怨了多少回，然而日子一长，习惯成自然，那“哐当”声竟不再刺耳，它的旋律倒在提醒我，新的一天已经到来。那“哐当”声从早响到晚，当一天最后一阵“哐当”声结束，整条街道才正式宣告进入睡眠状态。

丈夫外出送煤气，阿云就在店里看护孩子，做家务。有多余时间就做手工活。手工按件计费。有时是头饰，有时是服饰。孩子们偶尔也会过来帮忙。不经意间，总瞥见阿云起身时，会反手持续捶打脊背。

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最关注的是阿云全家的头发会在哪里剪。她丈夫的头发长到都可以扎了，仍旧没有剪的意图。有熟人劝他剪发，调侃他要风度不顾温度，他却当作耳边风。几个小孩的头发长到使人分不清他们的性别。阿云也从不打扮自己，一头长发很少散下来，总挽成一坨固定在后脑勺。

那天，煤气店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我借故从店门前经过。见一个高个光头正在给小孩理发，定睛一瞧，光头竟是阿云丈夫。小孩身上围着旧围布，光头按住小脑袋，刺耳又无力的电推剪声，一点点划过小孩头顶。等我返回时，煤气店里多了三个小光头，唯有稍大的女孩的“长马尾”变成了“鸡尾”。

“如果连理发店旁的人都不来找你剪头发，你就算不得一个成功的理发师。”同行们的经验之谈，无声地提醒着我。

进入腊月，周围的外省务工人员陆续返乡过年，回家前，几乎每个人都会从头到脚打扮一番。为了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回乡见父母乡亲，也为了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做个美美的发型已是“习惯性”动作。大街小巷的理发店每天都忙得热火朝天。

难道她们也不回老家过年吗？阿云会不会做个发型呢？只要她来，就给她打个五折。在忙碌的空隙，我一眼扫描过煤气店，心里不自觉地给阿云设计着发型。

然而，直到除夕傍晚，阿云也没有走进我的理发店。我关上店门，准备去姑姑家吃年夜饭。临街的商铺都拉下了卷闸门，贴上了春联。在煤气店昏黄的灯光下，走出来两个人影。“哐当”声传开。一个个煤气瓶在夜色里泛着冷硬的光。阿云与丈夫依旧忙碌着，生活似乎把她们变成了两坨铁。

第二年，我将理发店搬迁至另一条街，极少再见到阿云。更像是在逃避，逃避那“哐当”声。

如今多年过去，想来阿云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不知后来，她是否有回忆起或向后辈讲叙：在那个烟花漫天的除夕夜，被年轻理发师冷漠拒绝的一幕呢？

那“哐当”声，至今时常会在耳畔响起，挥之不去。也许，它将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