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发家于广州的书店——方所入驻西安,其近5000平方米的超大体量以及独特美学的空间设计,使得“书店”再一次成为了网络“超话”。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对书店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但方所的“西游”,无疑在这个时候给书店业打了一针强心剂,方所品牌创始人毛继鸿在西安方所开幕仪式上致辞:“开书店是一件很艰难、很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只有知识是确定的,这份确定让我们有勇气走进未来。”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方所为广州书店文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广州太古汇方所的玻璃门上,是诗人也斯的赠语:“但愿回到更多诗歌朗读的年代:‘随风合唱中隐晦了的抒情需要另外的聆听。’”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书店的经营范围——主营人文、艺术、设计、建筑类书籍。
“这是第三代书店的代表,不得不承认,方所为广州的书店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科普作家张国权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广州新开的每一家书店,都必须去一次,也尽可能地把广州每一家书店至少去一次。他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关注书店,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乃至国内书店的成长。他进一步解释,“它开启了‘设计书店’的时代,推出大型商场设立大型书店的商业模式,从理解为‘从商场引入书店,从书店引入设计,引入文创,引入咖啡,甚至引入展览概念’的模式,这甚至在全国范围,方所在第三代书店里都是领先的。”
通过近日的走访发现,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书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它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展览空间,也是人与人之间相聚的空间。广州多家实体书店的转型,他们试图做到,文化空间变成文化青年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在其中,承载更多的文化沙龙和读书会。而逛书店成了人们热衷的一种生活体验。哪怕今年受疫情影响,3月的广州购书中心复业两周后,周一至周五的日均客流量也达到1000人次,周六周日约为2000人次。而更早的数据显示,广州方所一年的客流量就达250万人次。
随着书店的逐渐推进
差异化现象也逐渐显现
在国内,如果只卖书,完全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不卖教辅文具精品的书店,很难存活,这几乎是不少人的共识。反而,现在所说的“第三代”书店,普遍存在一个特点,以“书店”作为引流的切口,进行开展咖啡、文创、文具、科教、艺术展览、讲座等多方面的业务,如此的模式,虽然也引来了不少“书店同质化”的质疑声音,但随着书店的逐渐推进,差异化现象也逐渐显现。
在张国权看来,同质化并不是问题,只要人们愿意踏进书店,便是一种推进。“第三代书店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书店业的‘回温’。把书作为流量入口,把人引来之后,可以实现各种交易。将以书为媒,打造复合业态的文化空间。”
学而优是市内书目最全的书店
博尔赫斯书店“最另类”
据张国权介绍,通常说广州的第一代书店,指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新华书店一系为主流的书店,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民营书店逐渐诞生,是以北京路一带以及各高校里或邻近的书店为主,“比如当时在北京路的外文书店(现已不存),古籍书店,还有曾经在广卫路冒出过一家电影书店,但很快就消失了。文明路中山图书馆侧门的负一层有一家打折书店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当时的学生必到之处,但现在也没有了。在高校里的书店则有华师图书馆里的一个旧书销售部,专卖外文版进口二手书。”张国权记得,华师暨大附近以前聚集了很多书店,但现在基本消失或转型。“中大附近以前有一家博雅、树人、彩虹书店,中大里面还有‘两脚书橱’,后来也没有了。这些都算第一代书店。”
第二代书店的出现几乎与网购图书的诞生是同步的,1999年11月,当当网正式上线开通,标志着国内网络书店开始出现,也从此极大地改变了国内书业零售终端的格局与读者的购书习惯,而第二代书店的代表——学而优书店才也逐渐形成规模,“它到目前为止都是广州市书目最全的书店。它是广州唯一用了两个书架专门放‘理想国’系列书籍的书店。同一代的还有唐宁书店,它也在转型,逐步定位为‘社区书店’”。
学而优书店是较早引进讲座、论坛等活动的民营书店,从此之后,人们去书店不仅仅只是为了买书,而有了更多的期待,甚至直接与作者、专家学者有直接的对话。
在时间上,介乎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博尔赫斯书店是值得一提的“另类”,其以引进翻译书籍为特色的个性,而选书上也特别有性格,“一般都是按作家来选书,后来就决定用作家的名字进行排序了。”一个店员曾说。尽管期间乔迁过几次,但已经长达二十多年的经营,使其成为了书店类别中的独特风景。
此外,其间还有文津阁、三行书店、红枫叶书店和必得等,都给不少爱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广州读者选书
更务实,从需求出发
2018亚洲书店论坛发布了《中国城市书店数量排行榜》,统计出广州书店2441家,但在张国权看来,这个数字是包含注册具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机构,但实体书店,则远没有这么多。记者通过另一组公开数据了解到,目前广州市一共有667家实体书店。虽然在书店数量上,广州并不是全国最多的城市,但当当网曾统计过,广州人一年里网购了近1500万本书,花费超过5亿元,成为全国城市中买书最多的城市。
而去年“悦读·为祖国喝彩——2019南国书香节阅读盛典”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首张城市阅读地图中显示,深夜书店是广州实体书店行业发展的一个特色。数据分析,广州书店每天平均营业时长达到12小时,其中24小时书店数量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多,总体占比近两成。此外,根据调查,珠三角居民平均每年阅读纸质读物为6.3本,而广州居民数字阅读量为最高。
“广州的全民阅读指数全国最高。”张国权也自豪地如此评价,他眼中的广州的书店文化跟广州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非常接地气,广州人的图书消费跟北方又不一样,这里的读者看畅销书的不多,图书分类更细,读者更多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书,而北方则更多的是看畅销书,选书门类不及广东细分;在北方,作家推荐、明星推荐的书容易销售,但在广州这一套行不通,这里的读者更多的是务实,从需求出发。”
四阅书店
首创“书店里开图书馆”的模式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书店是图书馆的补充。但最近也有一家书店把二者有机结合,那是四阅书店,它首创了在“书店里开图书馆”的模式,这是四阅书店跟越秀区图书馆“联姻”的成果,如果读者在书店看中一本书,想看但不想买,则可以以借阅的形式带走书籍,最终由越秀区图书馆作为馆藏书籍购买。而从此,这本书也正式进入广州市的图书管理系统,换言之,在任何一家市内的图书馆,都可以选择还书,“我相信未来书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社区书店,这个案例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张国权同时也是仁兰公益书屋的发起人,他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能激活普通大众的藏书,进行更大程度的图书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