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曾经是乐队的吉他手，想当文学家的学了建筑，有人中小学期间总在逃难但没耽误学习……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广州院士活动中心邀请在穗院士讲述他们的青年时代，看他们如何练就过硬本领，如何肩负家国情怀赋予的责任与信仰……

■文图：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通讯员 蔡曼婷

苏国辉

神经解剖学家，长期从事哺乳动物视觉系的发育、可塑性及再生研究。1948年1月出生，广东顺德人。1973年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1977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去美国念书家人只给一年生活费

我是苏国辉，我1948年出生在香港，我的爷爷因为战争的原因从广东去了香港，我的父亲也是在香港出生的，所以算起来我是第三代香港人，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我家就是做点小生意，卖菜给酒楼等地方。

小时候，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多，爸爸妈妈几乎没有时间管我们，我很调皮，常常在外面跟很多小孩去玩，我念小学的时候，因为都没有念书这个概念。我关注的都是怎样玩好，很调皮，但是在学校里面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有位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字——“自强不息”，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现在跟大学生讨论的时候，都用这四个字来鼓励他们。

我读中学的时候也不是很用功，中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的香港很流行摇滚乐队，我们就自己组成了一个乐队。我是主音弹吉他。我现在回想组成乐队的好处有几个，一是让我们养成了一个怎么样跟其他人相处的习惯，相互帮助、相互照顾；二是我们可以赚钱，比如其他人要开派对都会请我们去帮他们演奏，虽然赚的是小钱，可是我们也非常高兴。

中学毕业，我考虑去美国念书，我管事的大哥和我说：“我们家都没有人念过大学，我支持，可是我只能给你机票和一年的生活费，其他的你要自己想办法。”我想了想，认为也可以，就同意了。后来到了波士顿，那个时候我开窍了，觉得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就开始非常用功地读书了，每天晚上一定在图书馆学习几个小时，把功课念好。

因为我念书比较用功，从第二年开始我就从学校里面拿到奖学金，并且还可以贷款，这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我也开始找地方工作，那个时候我对遗传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跟遗传有关的一个实验室。

因为我工作干得不错，第二次去时，他们认为这个小孩子也挺机灵的，就开始让我干一些技术性比较高的活，比如做一些处理标本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神经科学了。后来，我开始帮一位神经内科教授做课题，这是一个比较小的课题，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帮忙。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学习了怎么做研究，怎么做标本，怎么分析结果。后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本科生可以发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对我后来能够进到麻省理工学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吴硕贤

建筑技术科学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建筑与环境声学研究。1947年5月生于福建泉州。1970年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毕业，1981年、1984年先后获清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想当文学家、书法家 后来学了建筑学

我父亲吴秋山先生20世纪30年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以后，他留在复旦任教。那时候他是一个在上海文坛很活跃的青年作家，出版过《茶墅小品》散文集和《秋山草》诗集，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后来复旦大学西迁，我父亲回到福建省。1947年，我父亲在海疆学校任教的时候生下我，生下我不久，我父母亲因为当时平和有一个新民中学需要教师，就被政府分配到那里去任教。

因为我父亲搞古典文学，是个文学家，又是个书法家，他对民乐也很感兴趣。看父亲在写书法，我也练习描红。他也教我一些诗词格律跟音韵，比如说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些格律。家里在国学和诗词方面藏书比较多，我常看这些白香词谱，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也学着写。我大概从初中就开始写一些诗词，所以诗词和书法一直是我一生的业余爱好，一直保留到现在。

本来我小时候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也是立志要当文学家、当书法家。大概是在1959年的时候，当时漳州市成立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因为我父亲在大学教过书，所以教育部门就把他调到漳州师专当教师。我便从1960年就转学到漳州一中。

我在初二的时候，当时号召青少年向科技进军，受那么一个大背景的影响，像我当时在班上成绩都是最好的，也觉得应该响应，应该立志往科技方向发展，将来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从初中开始就把兴趣慢慢转向数理化方面发展。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也看过很多像趣味物理学、趣味数学这样的书。当时学校经常举办数学竞赛、物理竞赛，我从初三到高中，在数理化方面下了比较多的功夫，也经常在数学竞赛上名列前茅。当然我各科成绩都很全面，没有偏科的情况，因为本来我文科的底子就比较好。到1965年高考的时候，我当时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我当时只知道说要考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很有名，又是理工科最好的学校，但是具体要考什么专业，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搞文科的，他们也不可能给我一些咨询的意见。刚好我舅舅在福建省建设厅当工程师，他跟我说，他说你就考清华建筑学，梁思成在那里当系主任，很有名。我听了舅舅的建议进行填报，后如愿以偿于1965年考上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建筑学专业。

我到清华的时候，蒋南翔校长把各省成绩最好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新生座谈会。当时我在座谈会上向蒋校长表示，我立志要当科学家，本来我还有点忐忑不安，觉得校长会不会批评我这个成名成家的思想，没想到蒋校长很鼓励我，他说应该要有高远的志向。

1970年我们毕业被分配，我当时分配到西安铁路局的基建处。开始在线路桥梁大修队当普通工人，一年半以后，就被调到基建处的施工技术科当科员。

在那段时间，我坚持干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坚持自学。因为我的数理基础比较好，所以自学也很有成效。我记得当时学了几乎所有的结构课程，比方说像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有测量学等等，所以能够胜任铁路施工技术的工作。

林浩然

鱼类生理学家和鱼类养殖学家。1934年11月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小学一直在逃难 但学习没有中断

我是林浩然，1934年11月24日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的一个农村家庭。我4岁时，在战争的影响下，我们一家坐着帆船，从文昌市漂流3天3夜，漂流到了广州湾（即湛江市），从此我就离开了家乡。

后来我们先到了广西，又搬到贵州独山生活，又从贵阳迁到重庆，因为战乱，到了重庆，当时没有念书，就在亲戚家里面住了半年。到了1945年，我们搬到了南京，解放前，我们全家又跟着父亲跑到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是我中小学学习的过程，我们一直在逃难，非常不稳定。

这一段时间，我自己的体会是，父亲为了家人的生活，也为了子女的成长，带着我们逃去了很多地方，但是都有学校念书，他都安排我去插班念书，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因为作为知识分子，他觉得知识是重要的，学习是重要的，除了吃饭就是念书，所以虽然我一直处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但是学习没有中断。这也培养了我爱好学习、勤奋、刻苦，努力进取的性格。

香港生活费用很高，没有钱、没有工资是待不下去的，所以我父亲就鼓励我到广州来念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是很贵的，当时叫做“贵族学校”，学费、生活费负担很高，我父亲当时想了办法，找了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亲戚，写了封信给当时岭大的校长陈序经教授，说是能不能免我的学费，给我半工半读的机会，让我来读书。当时岭南大学校长接受了我的申请，免了学费，给了我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让我能在岭南大学求学。从此我就进入了大学的校门。

1950年我进了岭南大学，还不到16岁，在学生当中我是年纪最小的。当时家庭也比较贫困，能有机会上大学，自己也觉得很幸运，所以我学习很用功，很专心。

从1954年毕业后开始，我在中山大学当助教，1959年提升为讲师。当时有鱼类学的廖翔华教授，他刚从英国回来的。我觉得廖教授教学比较生动、新颖，他教的鱼类学对我很有吸引力，后来我慢慢选择了鱼类学作为研究方向，跟着他学鱼类学。

谢先德

地质学家、地质矿物学家、矿物物理学家与高压矿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4年10月出生于江苏镇江，1959年毕业于苏联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获硕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报考时带头填了地质专业

我是谢先德，1934年10月出生，我祖父在老家江苏镇江开了一个旅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银行当职员，所以那时候家庭还算是比较殷实。但是不幸的是，我母亲怀了我不久，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在我6岁时，我母亲也改嫁了，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孤儿。

我一直在家门口的小学读到四年级，那时生活很困难，我祖父年纪很大了，祖母没有工作过，无奈我就到了镇江的一个孤儿院去读了五、六年级。-

家里一贫如洗，当时不知道从孤儿院出来以后能不能再上中学，幸好那时镇江的一些民主人士和地方绅士办了一所私立京江中学，当时11个考生只取一人，我还是考进去了，而且免费让我读到初中毕业。

家乡解放以后，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能够继续读高中。在京江中学读完高一后，我转到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在那时候我也加入了青年团，而且担任了团的支部书记。

当时我们集中到无锡，国家号召高中毕业生一定要想办法考三个专业，一个是地质，因为当时国家需要矿产资源。第二是要求报考医学专业，第三是要报考师范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虽然我喜欢化学，但是我带头填了地质。后来我被南京大学的地质系录取了。

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间有协议，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南京大学地质系这个专业两百人中只选出3个人，我幸运地考上了。在我们赴苏前，领导说一个留学生每月要500个卢布，要多少个农民来养活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去学习，回来能够真正地建设国家。当时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

我是1956年在苏联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我就读的这个大学叫做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现在叫乌克兰国立矿业大学，那个时候城里有八九十个中国留学生，有党支部。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应该说是在苏联的第一批。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的干部，那时候留学生中有很多东欧的留学生，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的也很多，我经常组织交流活动，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俄语也比较好，这样的话，跟他们交流，大家相处得都非常好。而且学校对我们中国留学生，除了学习上比较关心以外，还经常组织参观活动。

1959年6月底，我们都做了论文答辩，苏联的论文答辩是很严格的，事先论文要审查，要校外专家评议，最后还要有六七位教授来听取你的报告，最后给你评分。我们中国同学的评分都很好，我本人获得了优秀，我的毕业证书是带红字的优秀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