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在粤博开展

10月15日，第138届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开幕，展馆内万商云集的盛况，正是中国外贸活力最生动的注脚。把目光从琶洲移至珠江新城，“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同期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厅内人流涌动，观众透过逾200件（套）展览文物，从中读懂广东对外贸易的千年历史，读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文化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开幕当天，主题系列讲座同期开讲。首期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梳理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他表示，要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外贸体制，广东是一个关键的构成。

穿越历史

透过文物感知开放广东的文化基因

从唐宋市舶制度初兴，至清代“一口通商”鼎盛，再到新中国广交会创立与新时代自贸区、大湾区建设，可以说，广东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外贸史。

为了读懂这部外贸史，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于当天正式开展，展期一年。展览遴选广东省博物馆及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珍藏的逾200件（套）文物，以广东千年外贸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文物实证与制度演进的双重叙事，全方位展现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海上贸易文明对话。

具有阿拉伯人面貌特征的唐牙雕人像，细腻而莹亮的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绚丽多彩的珐琅彩花蝶纹碗……开展当天，一件件镌刻着历史印记的文物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观众通过展览中的文物、卷册，结合文献、图表、场景复原与多媒体互动，从中感受广东通商之智慧、外贸制度之演进、文明之交融，以及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开放。

本次展览是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广东对外贸易专题展。展览系统梳理了广东自唐宋以来长达千年的对外贸易发展史。展览内容以时间演进为纵轴，划分为“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汇”“潮涌新章”四大部分，完整呈现广东外贸从制度萌芽到全球枢纽的演进历程。

新快报记者在现场见到，开展当天，文物清铜胎鎏金透明珐琅人物转花座钟，凭借精美的造型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拍照。据了解，这款葫芦形状的广钟是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标杆之作”，它巧妙地融合了透明珐琅、画珐琅、錾刻以及牙雕等多种精湛技艺，是当时中西方美术工艺交融的鲜活见证，也是广东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窗口的一个有力物证。

大展意义

系统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脉络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脉、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的脉络，解密岭南大地延续千年的开放传承与辉煌，为应对挑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根据展览介绍，从唐代开始，广东外贸制度创新引领了国家管理体系的演进。唐代市舶使主要设在广州，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开元二年（714年）。随后市舶使的权力增强并形成市舶机构，标志着外贸从地方兼管逐渐转向中央垂直管控。北宋以广东实践为蓝本，推广市舶制度至全国沿海口岸，并于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首部相关条例。元代集唐宋外贸管理经验之大成并加以完善，通过颁布《市舶则法》，使市舶制度正式归入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法典之中。市舶制度先经区域探索阶段，后进入全国推进阶段，其发展历程清晰映射出中国外贸管理制度在持续互动中逐步成熟。

及至明代，对外贸易制度以国家安全与政务稳定为核心，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贯穿始终。广东作为海上门户，在服从中央管控的同时，亦不断探索地方路径，成为制度变革的先行者。明初设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将外贸纳入官方体系，此时朝贡贸易侧重政治外交属性。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跃，以生丝、丝织品等商品推动贸易格局转型。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范围，亦显著增加外贸收人。此外，广东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17世纪末开始，欧美及世界各地的商船荟萃于广州，广东对外贸易形成了一套独特且成熟的管理体系。在这一制度下，粤海关与两广总督密切协作，建立起一套以管理为核心、以制度调节为保障的贸易监管机制。广州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中外商贸重镇地位，得益于其制度的相对灵活与有效调控，既能保障国家利益与财政收益，又能回应外商需求、稳定贸易关系。在贸易控制与价格竞争之间取得微妙平

展览亮点

多件“国宝”亮相，再现千年海丝传奇

本次展览堪称一次外贸相关主题的重磅文物大集结，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22件。这些文物系统展示了从唐代至今广东在中国乃至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我们讲述部分一级文物的故事，生动展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印记。

唐牙雕人像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

人像为半身像，高鼻，深目，卷发，其面貌具有阿拉伯人的特征。器座为椭圆形，这并非中国传统印章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而被认为是西亚地区常见的印章类型。因此，专家推测它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私章的毛坯件。印章发现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地层，广州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设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蕃坊”，这枚印章的出土，为唐代广州活跃的外商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

明金锭

（明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

金锭正面铸有“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铭文。永乐十七年是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从铭文可知，这件金锭是郑和船队于返回途中用在西洋所买的一批黄金制作的。“西洋”是当时泛指明朝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广东省博物馆）

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玉壶春瓶作为经典器型，在元明时期的海外沉船中屡有发现，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龙泉窑玉壶春瓶，以及有记录的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丰山瓶等。该瓶图案丰富，层次分明，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