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使广州在全球海贸体系中脱颖而出。欧洲“中国热”风潮涌动，广东制作的外销品成为关键媒介。广东通过器物贸易，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1956年，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翌年正式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下称“广交会”），为国家开辟出一条“以贸破局”的发展路径。此后几十年间，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展会平台，被誉为“友谊的纽带、贸易的桥梁”。2007年，第101届广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向出口平台转型为双向交流窗口，展现出开放型经济日益成熟的时代特征。
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
（故宫博物院）
此器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精心打造。它的造型风格和结构设计，同欧洲本土制造的同类器物以及广东制造外销产品，展现出极高的相似性，表明此时贸易网络产生逆向影响，反哺国内高端工艺品的设计体系。
清乾隆广州手绘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
（广东省博物馆）
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清代外销壁纸（约40平方米），一半留在英国，一半回流中国，见证了清代东西方商贸交流，也是21世纪文物回流的代表性精品。中国壁纸是十八、十九世纪外销商品中的一种时髦饰品，这套壁纸反映的是水乡稻作、茶叶贸易的广州风土人情写实画。画面中超过250个人物50余组生产生活场景，以水彩手绘于桑皮纸之上，精工细画，色彩鲜明。既是当时外销壁纸中的佳作，也是清代早期中英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大咖说
系列讲座开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
“广东构成了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体制的关键”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系列讲座首期开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梳理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他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讲到清代“一口通商”制度，剖析贸易体制演进，并指出贸易关乎百姓生计。他还探讨了中西方贸易碰撞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展现广东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系列讲座共设10期，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深入挖掘广东外贸从唐宋市舶制度到近现代广交会的千年历史内涵，阐释其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提升公众对广东外贸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在贸易制度的弹性下，交易双方实现共利
“今天，我要站着分享。”讲座伊始，安东强一边缓缓走上讲台，一边打趣道：“讲台上的座椅，可以留给以后更年长的学者就坐。”他说，学历史的人不一定要白发苍苍，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站出来分享历史故事。
安东强讲述道，自古以来，广州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座重镇。因缘于清朝对外贸易体制的调整与规定，广州成为中国在1757年至1842年唯一对欧美通商的口岸。受“一口通商”体制影响，广州不仅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而且成为清朝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
安东强指出，关于此体制的形成及其认识，历来却争议甚大，只有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梳理体制变革的脉络，重建中外贸易体制的真实历史，方能在纷杂的认识与巨大的争议中寻求自洽的历史观。
“我们讲外贸制度，是希望能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中，看到各方如何在制度的弹性之下，实现共利共荣。”安东强指出，“我们看到，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商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国的，包括广东和内地的商人，在贸易中能做到整体的联动。”他这样形容贸易——其中最有意思的事情在于，干一般的事情，大家总觉得彼此之间，有一方获利，而有一方利益受到损害。但是，通过贸易，彼此之间能够实现共利。
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安东强谈道，“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广东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广东构成了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体制的关键。”他在分享中引用了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的文句，来佐证这一说法——“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也便是说，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
他还谈了对贸易制度的文化认识。比如，朝贡贸易体系具有封闭性特征，贸易从属于朝贡，而朝贡有着严格的时间、路线和人员规模等条件限制，并形成清廷与外国王室贵族之间的贸易垄断，其贸易秩序也由清廷与相关国家王室的政治关系（宗藩）而确定，而对非朝贡国家和外国普通商人则关闭贸易大门。
与朝贡贸易体系相比较，互市体系具有开放性特征。无论是本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在遵守清朝相关政策前提下，即可进行国际贸易，贸易商品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商人的贸易机会、外贸市场和商品价格基本上是开放的，清朝则享受关税收益，与商人之间实现利益互惠。
他指出，清朝管理本国出海商人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对航海贸易作诸多条件性限制，直接导致出海商人不能完全根据本国商品价廉物美的条件，来获取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而清朝管理外国来华商人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途径，则是限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包括地域空间范围和人员接触范围；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手段则是优惠外商贸易利益，甚至将经济利益施让于外商，以避免中外商业纠纷。
他引用学者陈尚胜在《历史研究》中的观点来为讲座作总结：清朝贸易制度和平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源于中华文明对和谐秩序的高度关切和用心维护。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陈慕媛 ■摄影：新快报记者 观显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