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重点
陪诊师的真实收入与职业代价：
月入过万“有可能”，但绝不轻松
社交平台上“免坐班、轻松月入过万”的陪诊师宣传铺天盖地，真相如何？
全职陪诊师阿斌坦言，除去平台抽成，自己月入7000—8000元；有稳定客源、不依赖派单者月入过万“有可能”，但绝不轻松。他认为“轻松副业”“月入过万”更多是培训机构引流话术。新快报记者查阅广州数款陪诊小程序发现：普通陪诊半天约300元、全天约500元；若平台抽成50%，陪诊师每天接两单半天单且客源饱满，月收入估算约9000元——前提是没有空档期。
从业五年的陪诊师林林说，月入五位数是塔尖，多数人大几千已不错；新手多需坐半年“冷板凳”积累经验和资源，收入不稳定，靠勤跑勤学及获客能力吃饭。
合格的陪诊师须跑通各医院路线和就诊流程，学习基础医学常识、看得懂基础报告，更要守住边界感与服务意识，提供情绪价值——而情绪消耗是这个职业隐形的高成本。
阿萍曾陪一位孕晚期准妈妈异地就医，因先前误诊错过胎儿心脏问题干预时机，最终面临残酷选择。“那天回去我爆哭了一场，缓了好几天。都是当妈的人，太能共情了。”但职业要求她收住情绪——和医生一样，见证生老病死，却不能把负面感受带给患者，“我们的存在，是让他们安心”。
业内观察
从“疑似医托”到“正规军” 陪诊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大众？
“陪诊”这一概念刚出现时，一度被与“医托”“号贩子”混淆，零散个体与机构鱼龙混杂，多数医院拒之门外。如今，广州部分三甲医院主动敞开大门，允许正规陪诊机构入驻并明码标价收费，而这个变化，始于2023年前后。
优德医陪诊平台负责人蔡东松对此感触颇深。早在2017年，他就率6人小团队试水陪诊市场。他们调研发现，每年大量重症患者从粤东粤西粤北及海南赴穗就医，常因分不清专科挂错号，在医院反复绕弯；遇肿瘤等重疾，患者听到恶性诊断瞬间慌乱，连想问的问题都捋不清。为此他们搭建退休专家与在职医师顾问团，推出“精准分诊—诊前规划—诊中记录—诊后服务”四步标准化流程。
但起初，几乎所有三甲医院对陪诊机构戒备极深：门诊办担心机构借机兜售产品、牵连医院声誉，医务科顾虑陪诊引发纠纷后增加善后负担，多数医院连沟通机会都不给，直接回绝。
2023年前后，随着媒体陆续报道陪诊行业，蔡东松再次携完整业务PPT与标准化流程方案登门洽谈：“您可给我们划定任何红线，我们全部按规定来，业务严格服从院方规范。”经过长达一年余多轮答辩沟通，多家医院最终认可其模式，并允许正式入驻。蔡东松告诉新快报记者，去年平台全国接单超7000笔，70%来自粤东粤西粤北的异地就医患者。
中国陪诊行业发展论坛创会人、陪诊师教材主编贾旭亮指出，疫情后，社会对医陪护关注度提升，2023年被视为行业“爆发与规范并行”元年，市场付费意愿明显增强。新快报记者在企查查上查询发现，截至2026年6月，我国陪诊服务相关企业超1700家，其中840家为近三年成立，占比近50%。
老龄化严重是催生陪诊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增至22365万人，同比增长1.8%，独居老人比例持续走高，就医不便成普遍痛点。据智研咨询数据，2025年陪诊服务人次达740.60万，同比增长21.6%，市场规模攀升至11.85亿元。
政策层面，2024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启动“医疗陪诊顾问培训项目”，考核合格者可在人社部教培网查培训证明；2026年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 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陪诊正式纳入多层次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鼓励范畴。
涨知识
陪诊过程中权益受损该怎么维权？
2026年1月，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 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政策东风为陪诊行业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将其背后的法律风险与监管空白推至台前——“陪诊过程中权益受损该怎么维权？”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就此作出解读。
李旻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患者与陪诊师之间一般成立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他举例：如果陪诊师在陪诊过程中出现带错科室、遗漏医嘱的情况，违反了与患者之间的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陪诊师勾结“黄牛”售卖高价药品，则同时构成违约和侵权。如果陪诊师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并高价售卖专家号，则可能属于利用非法技术手段入侵医院预约系统，涉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相关规定的缺乏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诸多障碍。李旻指出，消费者维权现实中最大的障碍在于证据缺失，举证困难——大多数服务不签书面合同，内容、标准、权责仅靠口头约定；陪诊过程无详细记录，一些失责情形难以举证；加之服务对象多为老年人或重症患者，维权意识与能力偏弱，个人从业者流动性大也容易“失联”。
李旻认为，这个行业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出台行业服务标准或职业规范，同时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纳入职业目录固然是长远目标，但是需要考虑该行业的实际需求和规模因素，由于程序周期较长，准入门槛较高，无法及时回应行业当下的现实问题。
■新快报记者 程羽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