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越秀山上的《五羊石雕》到烈士陵园的《广州起义纪念碑》,从引发全民关注的《猛士》到走向世界的“肥女”系列,七十年间,作为广东最早的雕塑创作机构,广州雕塑院几乎参与塑造了广州人对“雕塑”一词的全部记忆。
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广州雕塑院承办,广州画院协办的“归真·镌华——广州雕塑院70年回顾展”在广州文学艺术创作中心展出。呈现了1956年至2025年间部分城市雕塑小稿,以及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等全国性重要美展的代表性雕塑作品百余件。
无样本参考形成一种代际相传的路径
“1956年,尹积昌先生受命筹备广州人民美术社雕塑组。”广州雕塑院院长陆增康表示,“它是广州雕塑院的前身,是广东最早的雕塑创作机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早设立的雕塑创作机构之一,由此开启了岭南雕塑艺术发展的序章。”
1958年,尹积昌与詹行宪、廖加复为中山纪念堂塑造《孙中山纪念像》,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最早的纪念碑雕像,逐渐摸索出城市雕塑的集体创作模式。翌年,《解放广州纪念像》在海珠广场落成:身背斗笠、怀抱鲜花、右手紧握钢枪的战士,把“枪”与“花”的双重寓意凝进一个正面直立的构图,成为广州第一代大型城市雕塑的代表作。“广州雕塑院成立之初,特别是在城市雕塑的规划、设计、创作、建设方面的推动并没有先例可循,既无样本参考,亦无可比对、可借鉴的对象,完全是依靠老一辈艺术家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经验。”陆增康说。
从1958年到1961年间,广州人民美术社雕塑组先后更名为广州人民美术社雕塑工厂、广州雕塑工作室。
真正让“广州雕塑”立起来的,当数1960年落成的《五羊石像》。1964年,陈本宗、凌镇威创作的《创业者》以挥锤迈步向前的建设者形象出现,创作视点逐渐定焦于劳动者。同年唐大禧的《欧阳海》以战士奋力推开惊马、抢救列车的瞬间构成三角形动势,人、马、铁轨三种形体互相穿插,叙事性、戏剧性与纪念碑性熔于一炉,后来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标志着新的叙事性写实雕塑的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对公共雕塑艺术创作的认知主要来自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广州雕塑院是国内较早受惠于这一艺术传统的平台之一。”陆增康认为,“早期艺术家所形成的那套方法,与其说是教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代际相传的路径。它与学院派的模式不同,而一以贯之地坚持淳朴写实、着力于人物神态的刻画。这一取向在国内影响较大。”
雕塑从严肃庄严的风格中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探索
1970年代以后,广州雕塑工作室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以“集体创作”署名,例如《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像》(1972年)、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纪念像》(1978年),几乎同期,尹积昌、凌镇威、蔡修齐、陈本宗还赴京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广场雕塑创作。
从时间节点来看,1979年,林毓豪的《新花》塑造了一个专注涂涂画画的小女孩,尺幅极小而意态生动,已透露出宏大叙事之外个人化视角的萌芽。同年2月,唐大禧以女英烈张志新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跪骑在腾空骏马上张弓搭箭的裸体少女,《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雕塑理论家孙振华在《中国当代雕塑》中写道,“作品完成后,雪片般的信件飞到唐大禧手中,既有‘不合国情’之类的议论,也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对这件‘解放思想的杰作’的盛赞”。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城市雕塑”概念正式出台,广州雕塑工作室顺势而上,陆续推出系列作品,例如唐大禧的《启明》(1984年)、尹积昌带队创作的《广州起义纪念碑》(1987年),作品开始探索一种把现实主义的客观转换为装饰现实主义的优美和静穆。
1988年,广州雕塑工作室正式定名广州雕塑院。
1990年前后,是雕塑语言转向最集中的十年。俞畅的《挑战》表现一位下肢残缺的轮椅运动员奋力掷饼,残缺不是损伤,而是“焦点集中于意志”的现代主义手法,此作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其后俞畅、张永齐合作的《铁军》(1991年)舍弃精雕细写实,以凌厉线条塑造向前的动势;钟志源的《大道》(1999年)则把群体人物处理成迎风前行的剪影式形体,不锈钢镜面反射天光云影,艺术效果独特,作品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标志不锈钢这一新材料与“剪影化—风动”语言的确立。1996年,唐大禧担任总设计的《华夏柱》在广州雕塑公园大门广场建成,此后院里作品成建制地进入这座雕塑主题公园。
新世纪头十年,创作回归“人”的核心,钟志源《清风》(2004年)以汉白玉侧卧少女追求极简之“空”,获全国美展铜奖陆增康《雀跃的童年》把孩童锻造成细长发光的金属剪影,许鸿飞《九天九夜》表现了2008年执行抗雨雪冰冻灾害任务时,四名士兵因连续奋战几天几夜,过度劳累,倚着路旁栏杆站着睡着了的感人情景。英雄题材少有地以“疲惫”“温情”而非“冲锋”的状态出现。其“肥女”系列更以夸张幽默的世俗身体把雕塑从广场拉回街巷,成为广州雕塑最富辨识度的当代符号。
2015年,广州雕塑院迁入大学城新址后,一边是冯国豪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等国家主题性创作与东江纵队、团一大纪念馆等重大历史题材工程的持续深耕,一边是沈梦瑶《踏梦神舟》等新语态的变更,青铜着彩的龙舟上攀满腾跃童子,雕塑从严肃庄严的风格中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探索。
形成了自然生动、多样化的有亲切感的“南派雕塑”
谈及“南派雕塑”的来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雕塑家许鸿飞表示,“北方有刘开渠、钱绍武以及还有中央美院一些雕塑家,多数受苏联影响,善于做纪念类的宏大叙事风格;而南方以广州雕塑院为代表,形成了自然生动、多样化、有亲切感的南方雕塑风格,而且写实功底也十分深厚。”
陆增康细数三代人的足迹:“尹积昌、林毓豪、陈本宗、曾肇权、詹行宪、孔繁伟等老先生肩负创业重任,白手起家、孜孜探索,奠定了以写实为根基、兼顾人文内涵与时代精神的创作基调;唐大禧、蔡文星、俞畅、钟志源、许鸿飞等历任院领导和林彬、凌镇威、尹小艾等为代表的前辈雕塑家,承前启后、接力兴院。”
另一条线索是“文化出海”。许鸿飞的“肥女”系列十余年间巡展世界数十个城市,他把经验总结为一句话,“文化走出去一定要走进去,走入世界的主流。”钟志源的《李小龙铜像》落成美国洛杉矶华埠中央广场,陆增康的《MICHAEL JACKSON》《清风》等则远赴美国堪萨斯中美雕塑园,广州雕塑及其承载的中国叙事,正在进入海外公共空间。
“扎根岭南、贴近生活,用一刀一塑、一泥一形,搭建起广州雕塑院的艺术根基。”在广州雕塑院原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钟志源的记忆里,这座院子是青春本身,“在雕塑院二十余年的时光,最青春、最专注的艺术生涯,都在这里度过。可以说我的艺术根基、职业初心,都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壤。”
陆增康告诉记者,“随着时代推进,雕塑艺术在材料与媒介的表现、对社会议题的介入、对发展进程的回应上,均有显著拓展。在急促发展的时代中,广州雕塑院的艺术家们始终坚持守正创新, 在继续沿用先辈留下的独特雕塑语言的同时,于材料、表现手法上也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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