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气韵生动——东方美学的形式密码”为题的“二沙艺术讲坛|艺文共振”（第一期）在广东美术馆二沙本馆的图书馆举行，由暨南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蒋述卓主讲。广东美术馆研究馆员、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胡宇清介绍，“二沙艺术讲坛|艺文共振”是美术文献中心今年重磅推出的新项目。本系列尝试建立一种以学术性和对话性为核心的独立讲座机制：以美学为中心，以知识为线索，让每一场讲座都能在自身逻辑内形成完整的讨论空间。
讲座现场，蒋述卓深入浅出地以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方法切入国画“气韵生动”的审美意趣，从“六法”源流谈到形式主义，为现场观众审视中国绘画的独特旨趣，提供了跨文化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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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把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并列 宋代将抽象气韵落实到具体笔墨
南朝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对中国画品评的“六法”影响后世深远，其中，“气韵生动”更位列“六法”之首，对其释读与追求，也是后世画家探索的目标。
那在历代里，“气韵”如何能“生动”？蒋述卓认为，六朝时期“气韵”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当时流行‘传神论’，顾恺之说‘以形写神’，强调通过外在形象表现内在气质。”随着艺术发展，这一概念逐渐由人物画扩展至山水、花鸟，并在唐宋时期实现理论升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将“气韵”与构图、比例等形式技巧要素联系起来；甚至“把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并列”。
及至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所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
蒋述卓认为，这里的气，是心灵通过笔端的自然流淌；韵，是形式中蕴含的优雅节奏。
而宋代山水画的兴盛，使“气韵”进一步落实为笔墨语言。郭若虚直接提出“绘画气韵本不由心……源于用笔”，将抽象气韵落实到具体笔墨。线条讲求骨气、韵味，能唤起生命的律动，同时色彩的节奏与线条的节奏融合为一，创造出气韵。
清代石涛更以“一画论”将气韵化为“笔墨运用的一个根本方法”，强调“一画者纵有之本，万象之根”，使道、笔墨与气韵浑然一体。美学家宗白华则有另一层解释：“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尧典，同时在创造形象时又要隐去自己的笔迹，不使欣赏者轻易看出自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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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始终致力于 探寻视觉元素自身的情感表现力
将“气韵生动”置于形式主义批评的谱系中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可以发生深刻对话。从沃尔夫林对“线描与图绘”的风格分析，到苏珊·朗格的“形式即意象”、克莱夫·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的阐述，再到罗杰·弗莱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以及劳伦斯·宾扬对“气韵生动”的翻译，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始终致力于探寻视觉元素自身的情感表现力，即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可以渲染出观众对艺术的感受。在领会作品中，从画面感受心灵和精神的交流，是观看者与作者的默契。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同样关注艺术形式对情感的激发作用。
但在蒋述卓看来，东方“气韵”更强调形式与生命能量的合一。他举例说：“书法的节奏构成整体意象，观者通过脑海摹写一遍，感受作者的生命情感。”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中涂改的笔迹与奔放的线条，正是悲愤情绪的直接外化；而八大山人画中孤鹜独立、白眼向天，其简约笔墨“不只是风格，更是民族精神的投射”。
同理，在文学领域，曹丕“文以气为主”开启文气论传统，李白《将进酒》更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与“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沉郁形成节奏起伏，“这个生命力就是在他的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这时候他的气韵他的情感就在于语音音节之气”。而清代桐城派则进一步将其落实到语言形式，刘大櫆强调“文章的神气和音节和字句是统一的”，在《论文偶记》中主张通过诵读古文的音节、节奏来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和思想感情。
蒋述卓说，“刘大櫆主张要读古文，包括古人的文章、古人的诗歌，再去体会内在的神韵和思想感情，才能够把握到它的气韵，从形式上最后落实到字句语言。”诗人杨牧诗歌中反复回旋的句式，证明了气韵需依托语言形式的韵律与结构来呈现。在蒋述卓看来，文学与艺术相通，气韵的生命力既在于情感与精神的内核，更在于形式表达的精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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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是无根之木 而是对文化符号的再生
但值得一提的是，“气韵生动”作为东方美学的核心要素，面对当代的艺术生态，还能起效吗？蒋述卓列举了多个典型案例，说明传统美学如何通过创新性转化焕发新生。徐冰的《天书》用虚构汉字挑战汉字符号系统，却仍保留书法的节奏与气韵，“不久前在广州举办的十五运会将‘水舞台’融入开幕式，是对‘上善若水’哲学的现代演绎。”在设计领域，由广州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创作的“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叠加冰雪丝带，实现了传统意象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蒋述卓特别强调：“创新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对文化符号的再生。”他提出“审美滋长”理论，认为真正的创新必须扎根于文化根脉。“很多东西都是滋长出来的，是根据过去传统的符号加以延伸。”
尽管东西方美学路径不同，但对“生命感”的追求殊途同归，这一点在“气韵生动”与西方形式主义的对比中尤为明显。蒋述卓教授指出，“西方艺术是很强烈的，因为西方是从结构入手的”，古希腊美学源于建筑，亚里士多德谈戏剧也重“结构和比例”，强调固定视角下的形式张力；而“中国的美学起源于诗和韵”，绘画的“三远法”视角和书法的书写节奏，皆呈现出“流动的生命节奏感”。不过，这种差异并未形成割裂——毕加索打破单一视角的探索，“从多个视角去看世界”，实则暗合中国艺术的多元视角观。
因此，在文化自信日益彰显的今天，读懂“气韵生动”的形式密码，既是对传统美学的传承，更是对当代艺术创新的启示——唯有让形式与精神共生，才能让东方美学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