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整理
中国典籍的丰富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从金匮石室的典藏到道观寺庙的收藏,从古代的书院到私人的藏书楼,都曾经承载了守藏的职能。几千年过去,虽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岁月沧桑,荣衰起伏,朝代嬗替,中国文化却依然能够绵延至今保持其独立不迁的品格,这其中中国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的贡献不可磨灭。
中国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安阳小屯殷墟遗址考占发现,数以千计甲骨文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这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历史典藏。虽然人们把集中安放甲骨文的地方称为“窖藏”而非藏书楼,但甲骨文上已经出现掌管文献资料的史官“御史”的文字和记载,可以说藏书楼的雏形已经形成。随着木牍简策、帛书的出现,周王室宗庙以及诸侯的藏书已经初具规模。战国时期,由官府垄断著述藏书,发展到官私藏书并存,在我国的藏书史上萌芽了一个崭新的类型——私家藏书。
两汉时期,藏书事业在秦焚诗书之后得以恢复发展,有史可查的有22位私人藏书家,著名的有刘安、刘歆、蔡邕、郑玄等,他们的藏书规模远超前朝,这是汉朝统治者以文治国的思想和对书籍开放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书籍的载体由昂贵的竹简木牍过渡到纸,藏书渐渐成为社会的风尚,少数平民百姓有机会加入到藏书家群体中,私人藏书家由汉时的22人增加到一百多人,藏书讲究实用,提倡藏用结合。隋唐时期,迎来了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私学蔚然成风,带动了私家藏书的发展。唐初,出现了供读书人治学的书院,中国藏书史上的另一个藏书体系——书院藏书应运而生。当时洛阳的集贤书院藏书近10万卷,普通书院的藏书也有上万卷之多。
宋元时期是中国藏书史上一个大放异彩的朝代,创造性地开启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藏书整理编目活动之先河。宋朝藏书家的目录版本意识很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详细记录了版本著录方法,翻开了我国版本目录学史上的第一页。与此同时,私家藏书开始重视对藏书楼的管理。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藏书楼逐渐由北宋时以京城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盛,转变为以临安为中心的浙江地区为盛。
明代刻书业发达,书肆书商出现,藏书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永乐大典》的编纂说明当时藏书十分丰富,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据统计,明代藏书家869人,清代1970人,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这些省份的藏书家约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 。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有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宋濂的青萝山房、叶盛的菉竹堂、项元汴的天籁阁、王世贞的小酉馆等等,藏书家对于藏书的管理更为理性,更切合实际。讲究书楼的选址,尤其是注重藏书楼的“三防”,即防火、防潮、防虫;同时还考虑到如何防止书籍的散佚;在书楼的取名上注重意境和典故结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藏书家的思想修养和特殊心态。
(本文来自晓荷/好虚《中国的藏书文化与私家藏书楼》,有删减)
余秋雨:风雨天一阁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本文节选自《文化苦旅》)
天一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中国七大藏书楼:
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库全书》的四座书阁,分别为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
晚清四大藏书楼:
在全国各地的众多古藏书楼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
